一言以蔽之，公众人物概念的核心是公共官员，而不是社会名流。

其实这一变化同样滥觞于2000年《立法法》，只是被置于该法第89条备案程序中统一规定，而非直接整合于第66条而已。[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593页，或者条。

而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的基础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即地的特殊性，同样难以兼容。倘是前者，则应以上级地方制定的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为准，因为根据《宪法》第30条的规定，地方有级别之分，制定主体同样地位有别。比较特殊的是以《婚姻法》第50条为代表的第三种情形，仅笼统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并未明确划出禁止变通的范围，似乎此类变通规定与变通执行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的决定在逻辑上是存在竞合空间的，但只要结合前文《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20条间并列关系的逻辑和结论即可知，这种竞合在实践中难以实现。[37] 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4页。[4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法律的修改在程序上以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的决定为基础，那么自治法规对特定法律的变通与对修改该法律的决定的变通执行是否可能竞合呢？笔者持否定立场。

第116条自不待言，第115条也同样蕴藏民族自治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国家的法律、政策可经适当程序作出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的含义[14]——对于变通问题的共同认可，不仅构成了两者总分关系的逻辑基础，更为两个条文的相邻关系提供了补充性诠释。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的行权对象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单行法的变通规定的行权对象为该单行法本身，一般情况下两者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例如，1957年发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种族案件。

因此，当宪法在国家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保护人民的作用时，它对人民来说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文件，违宪的行为也将被视作对人民的公然挑衅，这是日常政治下，法律守护者发挥作用的结果。但在非常状态时刻，法律守护者无力守护宪法时，其最终守护者人民就会挺身而出保护宪法。这样的公意虽然很强大和具有权威，但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就失去了保障，人民所需要的就是对公意的欢呼就够了。除此之外，总统的人格化意志使其决断力比具有其他非人格化机构具有时效性和灵活性，这可以确保总统在例外状态之下能够迅速进行政治决断和维护德意志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存在。

古典时代的宪法守护者主要是作为政治权力监督和制约形象存在的，其主要特点是权力对抗性的政治功能主义[14]。首先必须保持其相对独立和中立，这是前提。

美国的宪政文化和司法国传统，决定了宪法结构中很难想象其他机构能够替代最高法院的作用。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就更不必说了，他们能作为大法官，其法学理论、司法实践和政治智慧都是出类拔萃的。{2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八条。[8]宪法社会学将宪法作为社会系统的有机构成要素而存在，宪法只有从社会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从宪法守护者的历史形态来看，宪法守护者的规范性是其必备品质，失去了规范性，这样的守护者就会变质，成为独裁者或者政治花瓶。在政治意义上，宪法有一个终极的守护者，这就是人民。尽管《香港基本法》承认特区法院拥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但是这种解释并不具有最终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才是最终的。黑格尔宪政思想的知识论来源是亚里上多德的宪政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宪法的双重定义：狭义宪法仅仅是政治权力结构、政体制度和规范性问题。

如果宪法守护者缺少这种规范性约束，这样的守护者很可能是一个不受宪法约束的极权力量，或者是不能承担守护者的软弱力量，此两种情形可能都不会产生守护宪法的特定效果。有人可能会说，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是宪法规定的守护者，因为在宪法中，并没有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具有司法审查的权力，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力是由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Marbury v. Madison）中奠定的。

在此期间，1818年各邦中的《巴伐利亚宪法》和1831年的《萨克森宪法》都规定了关于宪法守护者的问题[20]，《萨克森宪法》还规定国事法院具有解释宪法和解决政府与等级会议之间无合意存在时的审判权，国事法院之所以被认为宪法守护者，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宪法是否需要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它很好地适应了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发展的需要，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规定性。

而法律本身的违宪性问题完全由国家立法机关自己来进行，这个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提出审查要求的权利也几乎没有了。[1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第93条第1款规定：联邦宪法法院裁决下列事项：（一）遇有联邦最高机关或本基本法或联邦最高机关处务规程赋予独立权利之其他关系人之权利义务范围发生争议时，解释本基本法。受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委托，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应由其审议的苏联法律草案和其他文件草案是否符合苏联宪法的结论意见。霍布斯的利维坦国家具有高度的权威，本身不受契约的约束。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常规政治之下侵犯宪法的力量，在社会发生大规模动乱的情况下，一些社会的力量以及其他潜在的力量也可能侵犯宪法。例如，一让某个宪法没有规定的社会利益集团或者某个政党来充当宪法的守护者，首先由于缺乏宪法规范的支持，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就存在问题。

因此，设立一个在全国人大之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委员会）可能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三）关于联邦与各邦之权利义务，尤其关于各邦执行联邦法律及联邦对各邦行使监督，发生歧见之案件。

弱表明司法机关只能纠正立法机关的不作为，而强则是实质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形式。例如，卡尔·施密特就认为：斯巴达‘五长官制的古典模式一直到19世纪还时常被提起，在大多数的时候是提到‘谁来监督守护者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及这种守护者容易变成宪法的主宰并有成为第二个国家元首之危险的警告性附注，然而有时却是在批评这些不良后果，享有身份保障、不负政治责任且依其裁量而做出决定之机关时才会提及五长官制。

议会监督自己法律实施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这会破坏其中立性品质，议会很大程度上会将自己制定的法律排除在审查监督之外。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违反宪法的立法行为得不到惩罚，凭什么制裁普通的违法行为，这就会造成一系列对法治和宪法信仰的丧失，根本上破坏了宪法的权威性。可以不要这个守护者吗？当然不可以。对人民主权的信仰，使得立法机构在宪政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从而产生了人民主权对司法审查拒绝的现象[17]。司法审查，确保有限政府和人权。

实际上，此种模式体现了议会主权之下违宪审查逻辑悖论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尝试，从形式上看是两个机关都享有审查权，实际上立法机关在监督宪法实施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司法机关的审查只是辅助性的，并没有最终决定权。直到今天，宪法法院还一直是德国《基本法》的守护者，而且通过适当的宪政机制消除了各种侵犯宪法的现象，成功地保护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

再次，守护者除了中立性品质之外，还必须具备权威性。但是，这些新增加的内容并没有从实质上推进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中国宪法守护者还存在较大问题和完善的空间。

汉密尔顿就曾经形容1803年之前最高法院既没有剑，也没有钱，是最弱小的部门和最不危险的分支[3]。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26}。

因此，施密特认为制宪权主体就是那个主权者，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正是制宪权及其主体的正当意志赋予了宪法以最高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也仅享有审查要求权，至于这个要求能否真正进入审查程序，完全取决于违宪审查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判断。法律意义上的守护者是日常政治之下在场的守护者，而且是宪法通常意义上的守护者。尤其是1852年宪法还扩大了向元老院（参议院）提起审查议会立法是否合宪请求主体的范围，普通法国市民有权提出此类请愿。

从另一方面来看，规范性还确保了宪法守护者的常在性。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确立由联邦最高法院来守护宪法。

审查加盟共和国宪法的合宪性。守护者的宪法地位来源于规范性，但这还不够，除了具备相应的宪法地位，守护者具备权威的关键还在于有与其守护行为相适应的宪法机制，来确保对各种侵犯宪法的行为进行宪法惩罚，并让其承担相应的宪法责任以及不利的政治后果。

就是同一国家，宪法守护者也不尽相同，历史上德国还出现了帝国最高法院和国事法院，当下的英国发展了以议会为主导的，法院为辅弱司法审查的宪法守护者。在这些守护者之中，典型代表是司法国传统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及二战之后《基本法》框架下的宪法法院，它们对本国的宪法实施和监督发挥了特定的实效性，是比较成功的宪法守护者。